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大大扩张了西域版图。武帝登基的第20年，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大败匈奴主力。但同时，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也被消耗一空，中央财政出现了重大危机。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是算数天才，13岁时进宫充当侍中。时武帝亲政，国家支出巨增，当时农民徭役已非常沉重，于是通过国营化政策以获取专营收入，成了必然之路（管仲之法）。武帝与桑弘羊从多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先是三个最重要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和冶铁相继被国营化。铸钱：废旧币、改铸五铢钱，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后世也因此把金钱称为“孔方兄”。煮盐：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为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铁业：不但由国营垄断销售和定价权，还直接进入制造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就是从这里出现。盐铁专营后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企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中央财政收入大大提高，同时也打击了地方势力。拥有上千人规模的私营企业不复存在，商贾豪强的隐患除去大半，而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大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

桑弘羊还对流通行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一“均输”，即为统筹统销；其二“平准”，就是物价管制。这两项政策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的物资流通。仅用一年时间，两大中央粮库就装满了粮食，连边疆的粮仓也有了余粮。但是，民间流通商人、官僚贵族的经商途径也几乎被堵死。

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另一个法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级全数破产。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同时山东发生水灾。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汉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产品展示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武帝颁布诏令，凡是敢于举报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大乱。三年之后，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破产。最讽刺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务达23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不过也有众多反对者，其中包括著名的董仲舒、司马迁。公元前81年，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群儒反对国营政策的理由有三：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强买强卖；三是出现了权贵经济，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牟取庞大利益。但在桑弘羊看来，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鸩止渴。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议性方案。

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强大的敌人交战，对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有一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亦如此。

乱世思弘羊，几乎成了一个规律。